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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也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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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唐若甫,乐评人,1980年生于上海。2005年8月-2008年5月任《留声机》中文版执行主编兼编委。2006年7月担任“声响亚洲”广州文化节录音作品评选评委,北京音乐台“古典也流行”固定嘉宾与上海电台“古典音乐航班”嘉宾。2008年任MIDEM古典大奖国际评委和第七、第八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节媒体顾问,台湾MUZIK唱片大奖评委。开创有厘米演出前瞻与中国古典音乐年度评选等多项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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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爱乐历程的追忆1996-2005  

2009-04-20 11:26: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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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音乐版面20多年来的责任编辑,也是沪上资深音乐人之一的沈次农先生曾经在今年某期《大剧院之友》戏称我为“狂热的爱乐者”,想必是基于四个理由。其一是身为非专业人士,非音乐产业从业人士和记谱法白丁,且不会任何乐器,包括唱歌,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投身到了古典音乐而不求回报;其二是周围的朋友,几乎是非古典乐迷不结交,或者不深交;其三便是听音乐,无论是唱片还是现场和写资讯,都到了“废寝忘食憋尿”的程度(家父语),并天生不喜流行;其四便是为了爱好,断然辞去了身在外企高层的体面职位,宁可与音乐为伴,码字为生。综上四点,“狂热”一词,恰到好处。狂热的缺点便是圈子的狭小和共同语言的缺乏。初高中时男生们谈论的尽是七龙珠,雷神,NBA,甲级联赛,刘德华云云,我则在琢磨怎样才能听到贝交全集,哪里能看到金卡拉扬(不是买到,看到就足矣),或者利用尚不熟练的英语读着那时还能买到的原版《时代周刊》中戴安娜王妃和特雷莎修女的讣告,脑中想着为什么索尔蒂爵士的就没上去。那时除了天文,摄影,英语和音乐,真的是无所追求,弄得在同学眼里是个十足的火星人。“不合群”和“孤僻”也就成了班主任的评语。殊不知,我只是没搜索到自己的“群”而已。

很多接触过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问我怎么开始对古典音乐感兴趣。真希望自己能给出圆满的答复。可惜不能。从长辈口里得知,最早对音乐的冲动是在幼儿园时对着黑白电视机里阿兰·德龙主演的《佐罗》中的主题音乐,将毛巾用衣夹做成披风,在床上跟着节奏跳来跳去。父母有意培养我,买了把曼陀铃和一台口琴。不久曼陀铃被我踩坏,口琴被打入冷宫。所谓的音乐“脓包”也到此结束。也许我终其一生,就注定是个狂热的乐迷。小学快毕业时拥有了一台国产walkman,能够播放磁带,收听立体声广播。磁带和广播变成了唯一的聆听途径,直到考入大学才步入CD时代。

初高中均就读于格致中学。那还是8、9年前,上海人口才是现在的8成,地铁空荡荡的很凉也很快,在南京路上问路,得到“对不起我也是游客”回答的几率是如今的百分之一,在音乐书店还能免费拿到厚厚一本拿索斯全年唱片目录。从学校出发到人民广场和福州路都只要5分钟。最疯狂的一次还跟着车迷同桌坐地铁到徐家汇东方商厦看意大利Bruggle车模展(不是模特儿,而是模型!此同桌如今是MSN网站汽车频道的总编,看来都在爱好上有所发展)。1个半小时的午休,常常撇下午餐,直奔九江路南京路和西藏路间的音乐书店;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科技书店和上海书城;或者广西路上的一家打口片卖点,流着口水瞻仰进口CD封面,对老妈不资助一台CD机忿忿不平;还有改造后的南京路市百一店东路6楼的中图门市部,戴上试听耳机享受片刻的唱片美味。每月50的零钱全花在买书,音乐磁带和空白TDK磁带上。还有就是买杂志。

十年爱乐历程的追忆1996-2005 - 唐若甫 - 古典也八卦 高中时代的生活简单而纯净。老家因为市政动迁搬离了黄金地段。全家住进了原来的南市区。于是成了挤公车学校宅第两点一线的学生大军一员。到了高三,因为一次物理考试不及格,我愤然进了文科班,苦修政治。黑板的一角写着骇人听闻的“成败在此一搏”,加上值勤每日擦写的距高考倒计时,营造出生离死别的氛围,似乎不把莘莘学子置于悬崖峭壁而誓不罢休。如今想来是多么可笑。做学生真可怜。

 

倘若我不把大块时间放在读一些“莫名其妙”的杂志和参加学校的天文协会上,说不定学业会更有建树。我不读武侠小说,因为目睹了太多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的先例,无意以身试法,况且在看了几星期《新民晚报》的武侠连载之后,觉得对打打杀杀的题材提不起兴趣,结果反倒是收集了一堆“音乐与音响”的剪报,其中有陈唯正先生精彩的旅欧音乐散记,还有唱片骑士,都被我奉为典藏;上演《漂泊的荷兰人》前晚报的连环画连载,也被我统统剪下,用三菱金色的墨水笔勾出标题。剪报都夹带厚厚的杂志的翻页广告中收藏,保留至今,即使著文这刻对《荷兰人》的剧情依然是模模糊糊。这也道出了我爱乐的致命伤:热衷于音乐生活,超过了音乐。所以,对于马泽尔的是非功过,我更了解的是他的演员妻子,年轻时获得福尔布赖特奖学金和入主纽约爱乐前后的不光彩细节,以及“臭名昭著”的诺曼·勒布莱希特和《纽约时报》首席乐评家托马西尼的尖刻评论。这种特立独行的爱乐方式缘于早熟的英文阅读能力,因为早在高二遍能通读《时代》周刊,以及现场聆听的先入为主——在得到第一台唱片机之前就是音乐厅和大剧院的铁杆;表现在至今仍然存在的问题中:热衷于现代音乐和现场演出甚于核心曲目和唱片碟片。

 

至于那本有着广告翻页的厚厚的杂志,便是台湾的《音乐时代》。那时的音乐书店显眼的古典音乐杂志就四本。《音乐爱好者》《爱乐》《音乐时代》和《CD Hi》。《音乐爱好者》印刷简陋,而且是双月刊;《爱乐》开本太小,性价比低(最爱的栏目只是插页中的剧照彩图),而且一直围着唱片和版本打转了无生趣。《音乐时代》有着前者的开本,后者的印刷质量,汽车和音响杂志的厚度,两盘磁带的低廉价格,成了我的首选,每本必收。后来则被一系列精彩的音乐家水彩画封面吸引,将《CD Hi》也敛入囊中。

 

十年爱乐历程的追忆1996-2005 - 唐若甫 - 古典也八卦  《音乐时代》不管在那时,还是6、7年后的今天,在我的眼里依然是一本无可超越的音乐杂志。杂志文风的亲和力、资讯的广泛及时和密度、评论文章的诙谐和见血、观点的高屋建瓴、对译名统一的执著和印刷的精良,令人爱不释手,如获至宝。用一个词形容那时的感觉,便是“解渴”。每每买到杂志,总是习惯性地翻到最后一页,阅读绿色纸上单色印刷的胡凯斯杂志,成了我人生的最大乐趣之一。起初并不清楚那是在讲些什么,只是觉得与众不同。后来才知道是在拿台湾作曲家许常惠开刷。我时常会在家里复习劳累之际取出杂志,看着漫画和恶搞似的调侃,痛快地哈哈大笑一番。原来音乐杂志还能这么有趣。久而久之,杂志和编辑力推的音乐家音乐人,即使从未倾耳倾听接触,也成了自己的偶像:林克昌和普列特涅夫;赵世民则俨然是国内第一乐评家;叶绿娜夫妇是新思想的开启者,也第一次知道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徽标不是随便能刊登的。

 

        后来在音乐书店再也买不到杂志了。上网了解后才知道因为得罪了“国厕顾问”而遭主办方勒令停刊。这一消息令我伤心地无以复加。我斗胆用刚买的电脑去信杂志的总编,也是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杨忠衡先生和执行主编陈效真女士,信中真切地期望杂志能够起死回生复刊出版。杨总编很快给我来信,告诉我停刊原委和对杂志未来的信心。6、7年后,回味那段经历,会发现《音乐时代》造就了一个时代。杂志为古典音乐资讯和养料贫瘠的大陆注入新鲜血液,以其真知灼见培育了一代深受其影响的乐迷。我毫不夸张地自认为杂志在大陆的超级铁杆。那种信心和粉丝的情怀为今后言行举止的烫上了深深的烙印。失去了杂志,得到了杨总编的电子刊物;对杂志的迷恋转嫁到了开本大小接近的《音乐爱好者》,并身体力行地为其资讯供稿2001年至今,并一度垄断国内两大古典音乐杂志的音乐资讯;胡凯斯杂志成了我的个人音乐资讯网站的栏目之一;还有便是对心情文字的深恶痛绝。当然,复刊的期待,一直没有熄灭。

 

        以杂志为楷模的另一个举动就是在互联网作为新兴产业出现伊始,建立网站。我的第一个网页于1999年诞生。在互联网档案馆www.archiv.org中的档案库,还能见到从人人网搬到网易后的雏形。页面下方有一句话是不能不被忽视和小看的:Leading in magisterial translations of Gramophone。这本Gramophone,就是创刊于1923年的英国老牌古典音乐杂志《留声机》!

十年爱乐历程的追忆1996-2005 - 唐若甫 - 古典也八卦

1999年考入同济大学,暑期闲来无事,信手尝试将英国老牌杂志Music & Musicians中一篇50年代的布列兹访谈录翻成中文,却苦于手头没有大型工具书,被serialism绊住,一拖就是1年。2000年末,购得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酣畅淋漓地翻完全文,投稿给《音乐爱好者》杂志。时隔不久,时任编辑朱军先生、于爽小姐和副主编樊愉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与我确认文中外文人名译名。于是我的第一篇音乐译文便刊登在了2001年2月改版后第一期的《音乐爱好者》,标志着我音乐媒体生涯的开端。此后经常来往于家里和杂志社位于上海绍兴路的编辑部之间,每每过去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翻阅英国《留声机》杂志,遇到有精彩文章便编译而出以飨读者。此外还利用英语口语优势为杂志采访了一大批国外音乐家并撰写采访录。大学四年几乎在提笔与搁笔之间晃晃度过。

那时除了笔耕不辍,还游迹于各大网站论坛。“黑缪网”和“十月七日”是我最爱的论坛,网易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社区的古典音乐版都是我的阵地,还混到了斑竹,可惜这些论坛后来纷纷关门歇菜。2009年年初我奇迹般地接连与“黑缪网”和“十月七日”当时的创始人再度联系上,是为后话。除了泡论坛,我以自己网站的名义,与当时若干个最为强盛的网站均有合作,但最后都因为年少气盛闹得不欢而散,比如“古典音乐沙龙”“古典音乐网”“魔术号角”“天涯论坛”“伊美姬”和“YYJY”等。如今回想起来,其实尽是些不牵涉到经济利益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我现在很惊叹那些中生代的网络管理者竟然与我当时一般见识,以互相封杀诋毁为乐。十年足够我长大成熟,却让我体会到他们的幼稚,就像理查·施特劳斯《英雄的生涯》中《英雄的敌人》描写的那样。

唯一的例外,便是“爱乐在线”版主,时任《爱乐》主编刘雪枫,尽管我在论坛上百般发难,他依旧耐心十足循循善诱。后来在首届中国现代音乐论坛期间,经前辈任海杰先生介绍与他谋面,“不打不相识”地成为忘年交。随后刘先生多次来沪。其中一次我在同济大学本部学苑餐厅顶楼的西餐厅款待,聊起了至今依旧困扰我的乐评问题,也树立了我成为乐评人的志向。我的第一篇音乐会评论就是在大四时刊登在《爱乐》上,评论对象是是谭盾在上海大剧院的一场多媒体音乐会。大四在诸多方面的作为和成就都是我至今不可超越的一年:参加首届中国现代音乐论坛、乐评首发纸媒、应演出公司邀请推广爱尔兰室内乐团与欧华交响乐团音乐会、接受上海东方电视台音乐频道《中国乐坛》节目采访(往后再也没在上海上过电视)、为《爱乐》和《音乐爱好者》分别谈妥了与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和美艺三重奏团创始人普莱斯勒教授唱片的免费授权发行。我至今仍不断惊异于当时自己的巨大能量和活动能力,应付学业同时还在墙外遍地开花。

毕业后在外贸界闯荡不到2年,位至外企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终因忍受不了商业气氛辞职,再次一头扎进音乐圈。半年自由职业生涯后,得益于刘雪枫先生力举,樊愉先生引荐和朱军先生美言,2005年7月底赴北京参与《留声机》中文版创刊工作,并于次年3月经由杂志发行人王翔先生提拔委以重任,出任主编,从而圆满了大一始就与《留声机》结下的不解缘分。如果说大一对《留声机》的崇拜始于一个特里斯坦和弦的话,那这个和弦终于在6年后得到解决和升华。主持《留声机》中文版期间虽然备受争议,但自持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留声机》赋予我宽广的视野,我则将全部心血和创意投入杂志,视其为自己的事业。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

我愈加发觉现在自己正在尝试和努力的正是那些前辈在我这样的年纪所尝试和努力的。他们有的失败,大部分转型,只有少量有所建树。从我购买第一本《音乐时代》开始,以局外人目睹香港《CD Hi》销声匿迹,以知心人体会台湾《音乐时代》惨遭封杀,以亲历者苦尝内地《留声机》止步停刊。感受三本中文偶像音乐刊物的消亡,此番经历、遭遇与心境,独特而难言,极少能有共鸣者,也铸就了我的孤单。以一个毫无家庭和音乐背景的“乐迷”,双手打拼进入一个历来只有音乐学院毕业人士才能存活的“圈内”,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悖常理的怪事。这真是奇怪的十年,却已经没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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